就在今天，毫无预兆地，读到《此诚泡沫之秋也》《一名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一个人，和他的爱》三篇网文，混杂着恶心的表达欲在躁动，脑中浮现出了漫天的泡沫吞噬着青年人的恐怖图景，我觉得我又可以写点什么了。它们连珠炮一般击中我渐觉麻木的内心，但信息、资本、身份的泡沫如层层叠嶂，似乎又在生存的泡沫前虚伪而可笑。像是一连串隐喻，揭示着当代人的境况：我们正在丧失能从专注的投入中获得愉悦和成就感的能力，正在丧失想象美好生活、葆有理想主义的能力，甚至失掉了从未真正拥有的、将个体生活情景和社会的历史结合起来理解的能力。

一

彼时我正在准备今日的微信推送，尽管三篇殊途同归，直抵人心，但首先刺激到我的是三篇的阅读量都是十万加。在现在的舆论生态里，太多人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究竟有多反感现在微信的媒介生态？就是一眼也不想多看，或者说，不敢多看，为了我的专注力、同情心和感官平衡。美国南加州大学大脑与创造性研究所的Antonio Damasio教授通过核磁共振成像仪扫描实验对象听到人们经受痛苦经历时的大脑，发现对精神痛苦表示同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需要时间的参与。这个实验的启示令人悲观：我们的精力越容易分散，我们就越难以体验同情、怜悯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浅薄》，中信出版，274页）。毫无疑问，新媒体不仅在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我们的沉思冥想的能力，本已薄如蝉翼的道德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刷阅读量工具倒台后，侠客岛欣喜之余表达了更深的忧虑，他不无悲观地写道“如今，文字是否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要靠阅读数来决定。这让我想起大众传播时代的开端，就是一份又一份销量巨大的小报，无所不用其极的迎合受众，换来更大的销量，引来更多的广告。两相对比，那时似乎还是体面的，用尽办法吸引读者，如今只需刷单工具，甚至无需走街吆喝。以我观之，此事有比房价还让人绝望之处。这是年轻一代吹起的泡沫。这代人终于开始成为社会中流砥柱，却发现欺骗和造假带来的成功如此轻快。”

二

说实话，如何在上海拥有一套房子是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在资本烈焰熊熊灼烧的同时，市场逻辑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领域，房屋的民生属性不断消亡，以致于几乎彻底让位给商品属性。一句“似乎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自从这个国家有商品房以来，价格从未滑落”，侠客岛戳痛了年轻人的心。名校毕业又怎样？学校旁边的房子都五万一平米了！面对这种制度性的剥削，我不知道除了调侃下地价1000亿的江湾校区外，一个外地学生还能做什么。侠客岛大侠本色，可是他能做的也只是在逗趣中抚慰一下50条评论用户的玻璃心。

在一个如前所述的、程式化的文化环境中，连声嘶力竭的控诉都轻巧得令人生疑。就拿一边感慨“我该如何存在”和“生而彷徨”，一边坐着劳斯莱斯提问“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汪峰老师来说，据统计汪峰在大陆发行的9张专辑共117首歌曲的歌词中有几个意象经常重复，“爱”出现54次，“生命”出现50次，“碎”和“路”各37次，“哭”35次，“孤独”34次。随意拼接就可以产生一首汪峰式的歌词：“不再迷惘的生命，被燃碎了千万次，也依然坚强。”当彷徨变成一种套路，汪峰式的摇滚廉价而轻浮。

而我又迷恋起了崔健。2016年9月30日，崔健“滚动三十”演唱会重燃了工人体育场6万人的热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査建英问崔健怎么看待八十年代自己创作的歌曲，崔健说那是那段历史的坐标，离开了那个情景，很难再说它是什么。我能够理解，那是在压抑的社会氛围笼罩下的一种不可名状的骚动，在30后依然可以听到回响。《一无所有》唱了30年，当初的无产者们如今先富了起来，他们没有去带动后富，而是挺直腰杆为新的无产者招魂。

三

作为一个志愿以文字工作者为职业目标的人，看到友校学长这篇“非典型”文章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虽然还没毕业，但是那种焦虑已经在我身上蔓延开来。为了自我诊断，我不免想到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开篇的话“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

对于我们这种上学时就以“码字”“搬砖”自我嘲解的伪文青，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有个词叫“知识劳工”，形象地说就是高科技无产者。知识劳工面临的不再是温饱有待解决的绝对贫困，而是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下的相对贫困。使他们陷入困境的并非自身的懒惰和技能的滞后，而是其嵌套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市场至上的逻辑遮蔽了弹性工作制下知识劳动的社会福利和缺失，心比天高的大学生赤裸裸地暴露在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的劳动市场之下。如果名校的教育没能让我们拥有米尔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审视这一切，那将是极为遗憾的。

这还没完，不然就只是个高级喷子。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生命末期的著作《沉疴遍地》（Ill Fares the Land）中沉痛地抨击了欧美社会根深蒂固的体制弊病，他最后警示道：“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我们必须看破、看透、看通，这已然不易，况且还要行动起来。可是，我们如何才能行动起来？

四

张锐老师是新闻界的前辈，是勇于担当的创业者，他突发心梗不幸去世令人们叹息世上又少了一位善良的理想主义者。但我期初不知道他和《一个人，和他的爱》这篇文章的联系，在它颤动了整个朋友圈多时之后，特别是看到一位我素来敬仰、乐观亲善的老师转发评论一句“满面泪流”之后，我才半信半疑地点开。读完，满面泪流。

张锐妻子的悼文让我想起另一位妻子对亡夫的追思：已故英国演员罗宾·威廉姆斯的太太Susan Schneider Williams，在写给美国神经学学会医生的信中，坦陈了夫妻俩和病魔抗争的心路历程。罗宾患有鲜为人知但致命的路易小体病(LBD)，美国大约有150万人正经历着相似的煎熬。患病初期的相安无事和病发时的大坝决堤让任何人都措手不及，两三年前还能一天演两场话剧，数百句词，一字不错的罗宾，开始出现急剧的记忆力衰退。2013年10月开始，罗宾被一些看似无关的症状困扰：便秘、排尿困难、烧心反胃、缺觉、失眠、嗅觉变弱，并伴有强烈的心理焦虑。因承受不了熬人的病痛和因此带来的持续不断的高度恐惧和焦虑，于2014年8月11日自杀，留给全世界无尽的遗憾。“罗宾过世以后，时间的概念对我来讲与从前再不相同。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变成一股无法逃脱的螺旋线圈，不断复制延伸，贯穿了我世界的方方面面，包括最寻常的那些。”这样的文字力透纸背，读之怎能不黯然神伤？

人生无常，暴得绝症，不同的是张锐还没来得及选，而罗宾却是忍无可忍。在我们的时代，谈论死亡似乎变得轻巧，没有宗教信仰的庇护，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才可以谈论别人终结自己生命的行为呢？从工人自杀、农民自杀，到学者自杀、学生自杀，公众是否只是根据固定的刻板印象拟合自己的风凉话？

站在复旦文科楼的楼顶，可以俯视校园的正面，光华楼的巍峨动人心魄，繁盛的绿树中点缀着教学楼的红，我曾站在这拍下黎明与黄昏的校园，当作我的电脑桌面。然而就在两天前，一个年轻的生命选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在同一学校，我这两天被各种好事者询问死者的情况、动机、后世，好不尴尬，到最后我几乎是愤怒地回绝，然后坐视对方发一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议论。

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强调了道德判断中评估情境力量的重要性：“就主观层次而言，你必须先身处在那个情境中，才能评估情境对你及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旁观者清在这里是行不通的。”经过对斯坦福实验的深度反思，以及其后对“羞怯”“疯狂”“时间洞察力”的研究，津巴多推翻了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说“一个人对于情境的抽象认识即使达到巨细靡遗、眉目分明的程度，也还是掌握不住那地方的情感调性、无法用语言传达的特质，抓不住内在生产出的规范以及参与者的自我涉入和激扰程度。”（三联出版社，367页）

也就是说，作为旁人，不仅是关于死者意图的揣度和对其行为评价令我感到不悦，而且对死者的哀悼、缅怀、感思也令我感到怀疑。是想即使是这篇感动数十万人的悼文，即使是此种生离死别、浮生若梦的感悟，对于热泪滚滚的读者诸君来说恐怕也只是过眼即忘，不入体悟的他者罢了。

《楞严经》有云“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存在即是人一生中最大的泡沫，更无奈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泡沫何时会破。时间有限今天就不谈人生了，愿大家都不是伊凡·伊里奇。

五

一想到自己也被这三篇文章刺激得一塌糊涂，遂感到一种莫名的绝望，因为讲道理不如讲故事，那些苦心经营的公共说理文章一旦投入信息旋涡就石沉大海，因为大家热衷的是talk about eachother，而非talk to eachother。

这正应了美国哲学家Richard Rorty所一贯主张的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罗蒂提倡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模拟出具有普遍性、能感同身受的境遇来达到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的目的。他认为单纯的逻辑说理很难引起人们被说服的意愿，而想影响一个根本不想听你说活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你无法叫醒一个失去听力的人。所以我决定放弃说理，转而讲个故事。

我是喝着鸡汤长大的，每周末总是从零钱罐中抠出三个硬币去书摊儿买一本《读者》，记得我摘录过这样一篇文章：一对在大城市闯荡的小夫妻，过着艰难而上升希望渺茫的生活，每天加班到六七点，穿越半个城区赶回家，在天花板贴着报纸的陋室中做晚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拿出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了一套精美尊贵的陶瓷餐具，凡是吃饭的时候便正襟危坐，只为了对得起那套餐具，更对得起自己不能在下落的尊严。

今天吃午饭时遇到一位大叔，我一下子想起这个故事。这位大叔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了，满脸的皱纹，眼神有些浑浊，穿着一件没有标识的制服，领口泛油，右袖口的扣子脱落，我猜想是周边的保安大叔。所在的餐厅是这个商业区中价格最低廉的，大叔夹杂在川流不息的上班族中，似乎并不可能和我有什么交集，然而我还是停了下来，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面前快见底的那瓶葡萄酒，像一根罗马柱，使慌张的画面一下子安定了。我注意到，这一餐他没有似乎没有要菜和肉（因为他的盘子中没有汤汁的痕迹），而是要了两碗汤，就着免费续的米饭。他用一个一次性的塑料碗盛酒，浅浅地倒一层，然后轻轻地呷一口。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竟然给予我某种慰藉，像一个精神胜利的符号，一举恢复了能指背后的所有暖意。

在那本充满矫情的摘录本的封面还写着这样一句话“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楚。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当初年纪小不知道是谁说的，但隐约觉着感同身受，仿佛出于己手。长大后再次相遇，会心一笑，原来是位先我而去的前辈，叫做王小波，那本书叫《黄金时代》。